去年下半年一本人物传记都没有涉猎,快到年底时候,因为一个我现在都想不起来的缘由,决定把《袁世凯传》拿出来读。

从甲午战争到北洋政府时期这一段的历史,我在高中的一段时间非常痴迷,在中二病加成下的忧国忧民精神,让我把学校图书馆和市新华书店里关于甲午战争和北洋政府的书籍大体上都翻阅了一遍。现在想起来,还好小城市的图书资源不够丰富,否则以我这么轴的劲头,不得看到天荒地老,成绩一落千丈去了。再然后,兴趣点转移到别的事情上,也就不再关注了。唯一的是,2009年,我和朋友在平安大街散步,路过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楼下的中国军事书店,在里面翻到了三本关于甲午战争的新书,虽然当时手头比较拮据,还是马上买下来了。印象中我只读了其中一本,另外两本束之高阁。到如今,我甚至想不起来这三本书被我放在那里去了。

现在再次读起《袁世凯传》,其中熟悉又陌生的历史人物,不时勾起我高中时候的记忆,这种感觉还是挺奇妙的。读一本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人物传记,脑子里浮现的确是21世纪初那一两年的过往,说不清其中滋味。

袁世凯的历史评价,我读完本书之后又查阅了不少文献和报道,作为近代中国的重要政治人物,学界和政界对其的评价是有波动的。早些年间,对袁世凯的态度大多是以反动政府的代表人物来看待,近些年来,又逐渐认可袁世凯在洋务运动和推翻清朝统治过程中做出的积极贡献。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我不想班门弄斧,贻笑大方,只想写一写一个人的成长和发迹,以及退出历史舞台的经历,毕竟像袁世凯这样大起大落的人生,死时全国唾弃,死后却又风光体面,实在不多见。

找准定位

和绝大多数清末的官僚子弟一样,袁世凯最初也是寄希望于于科场发迹。然而,袁世凯实在不是读书的材料,他的历任教师,都不看好袁世凯可以考取功名。袁世凯很快意识到自己读书上缺乏天赋,早早的放弃了考取功名走入仕途的发展路线。需要指出的是,袁世凯的调整,不是简单的“读不好书就干脆不读了”,这是满大街小混混们的做法。首先,袁世凯在不奢望考取功名之后,仍然照常读书,这保证了他的写作能力虽不足以在科场露头角,但一直也没有成为袁世凯仕途路上的明显短板,写个论文拟个折子,还是足够的。其次,袁世凯在父辈亲友的军中找到一个差事,很快利用手段展现了自己带兵的才干。事实上,袁世凯当时手上很有钱,他可以选择的道路有很多,可以经商,也可以捐官,但是袁世凯认为自己有带兵的能力,选择投军,并且很快在领导面前露了一手。尽管有些文献认为这是一个巧合,不过我猜并不是,有的人可以抓住一切可能机会证明自己的能力。第三,袁世凯资助有潜质的科场新人,并结交了徐世昌这样的能人。徐世昌进京赶考的费用是袁世凯资助的,此后和袁世凯保持了一生的交情。在袁世凯为发迹之前,徐世昌和袁世凯互相帮衬;在袁世凯登上权力巅峰之后,徐世昌又成为袁世凯最信任的人,最后成为袁世凯托孤重臣之一。总的来说,袁世凯找准了自己的能力和特长,并且有可执行的方案进行展示,同时,扶持自己在官场的代理人(联络人),为自己日后进入官场做好准备。

反观今人,不擅长读书的学生却不甘读技校、做蓝领,不懂“曲线救国”的道理。唯一愿意放弃读书倒路的,大概是艺术生一条,可那些艺术生的文化水平之低,真让袁世凯笑话。而选择个人道路时,很多人全然不顾自身特点,人云亦云,亦步亦趋,没有指导思想,没有路线图。大学或研究生毕业时,甚至不知道应该从事什么领域的工作,只能漫无目的的投递简历。最后,不注重结交高质量的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举目无亲、手足无措,或者只知道趋炎附势,令人不齿。

成为问题专家

袁世凯的发迹是远离中央政权的。袁世凯所在的庆字营被派往朝鲜,袁世凯迅速成为清廷首屈一指的朝鲜问题专家。当时袁世凯不过是军中普通一名军官而已,但是他的同僚均没有做到如袁世凯这样的专家。袁世凯在朝鲜前后十几年时间,期间清政府尝试过其他官员担任主持朝鲜事务的大臣,均感到不满意,最终认识到只有袁世凯才能解决朝鲜的问题。凭借清廷首席朝鲜问题专家的身份,袁世凯终于得到了快速升迁的机会,并且可以直接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汇报工作。

成为专家,很多鸡汤教练书籍里都灌输这样的观点,要打造独一无二的自己。我猜,在19世纪末,成为专家的难度是要大于今天的。再者,混迹官场,远离权力中心是升迁的大忌之一。但是袁世凯并没有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依然脱颖而出。可以反问,庆字营军中这么多军官,为何其他人做不到袁世凯这样?还可以反问,陷入危机的藩属国可不止朝鲜,为什么其他藩属国的清廷官员做不到袁世凯这样?

譬如科研界,谈话必追热点,科研必求新颖。今天纳米材料火了,不管三七二十一,都要纳米化做起来;明天高熵合金火了,又要掉转车头进入新的领域。尽管发表了一些论文,甚至还是所谓的高水平论文,报告会上侃侃而谈,却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不过是个假“专家”罢了。几十年下来,一直在跟随,始终未超越。

目标明确,敢于决策

袁世凯在朝鲜的表现,让他回国后得到了在小站练兵的资格。与其他新军领袖不同,袁世凯练兵有很强的政治目的。新建陆军小有成绩时,袁世凯借机弹劾了确实有问题的山东巡抚,并被朝廷任命为山东巡抚。袁世凯在巡抚任上,极力保存自己政治资本(新建陆军),避免和西方列强开战。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因义和团而起,义和团又是从山东起源的,最后在战争中,联军与山东省秋毫无犯,新建陆军完全得到保存。而其他新式陆军,则在京畿一带被完全歼灭,使袁世凯成为全国最有军事实力的官僚。

袁世凯避而不战,可能会有争议。如聂士成这样的忠诚战将,保家卫国,马革裹尸,自然应当尊重。但是,聂士成只是将领,袁世凯不光是军事将领,还是地方政府首脑,考虑问题的方式会有不同。处理战争的最好方式,就是不战。直隶境内战火纷飞,一直打到山东边界,袁世凯派人在所有的省界处都做明显的山东境标记,侵略联军看到山东字样,就退兵不扰,算得上是上策。再者,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诱因是义和团,直接原因是慈禧太后为了自身私利与列强宣战。考虑到那些京城百姓帮着侵略联军攻城的照片,聂士成军真的是在保家卫国吗?聂士成战死,双线作战是重要原因之一。聂军一面要在前线抵抗八国联军,另一方面又要腹地与义和团战斗。可笑的是,聂士成战死之后,义和团要戮其尸,幸亏联军对义和团发起进攻,才夺回了聂士成的尸体,并将其相对体面的交付给清廷。聂士成的军队是西方眼中清廷的精锐,联军算是对敌人表现了尊重。

袁世凯在这场战争中,既没有和八国联军开展,守护了山东境内的安宁,又通过给逃难中的慈禧太后送礼,保住了自己在朝廷的地位,不得不说是考虑周到,出手不凡。也是因为这种不凡的表现,尽管在督抚之中尚属年轻后辈,袁世凯迅速树立了自己的威望和名气,并且成为李鸿章去世时点名的重臣。

从此以后,袁世凯的仕途一帆风顺,虽有瞿鸿禨、岑春煊的丁未政潮以及三年下野的波澜,总体上是把持了晚清和民国初年的全国政治局面。袁世凯很有政治手段,同时也有政治抱负。可以说,袁世凯的个人能力十分强悍,工作也非常勤勉,其任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辖区内不论农、工、商、教育、交通,都取得较大的进展。譬如我们熟悉的京张铁路,让詹天佑名声大震,而力保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并亲自督办京张铁路的,就是袁世凯。又譬如,晚清时,直隶境内一度成为洋务运动的核心区域,大有超过南方各省的势头,也是袁世凯力主洋务运动的功劳。袁世凯能够登上权力巅峰,不光是他两面三刀,政治手腕耍的好,更重要的是他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并且具有足够的个人能力,或许在当时,只有袁世凯有能力为清廷收拾残局。然而,袁世凯又快速跌下神坛,在短短几年之间,从共和体制的希望,变成人人唾弃的独裁者。究其原因,我认为核心在于一点,就是私心太重。

私心太重

前文讲到,袁世凯年少时不是读书的材料。以当时的读书来论,就是些四书五经的圣贤书吧。袁世凯聪明伶俐,办事干练,折子写的也不算差,为何会让人一眼看出不是读书的材料呢?袁世凯在清政府的地位,已经超过晚清四大名臣,但总给人感觉差那么一些火候,大概就是这点儿读书人的迂腐劲儿,和说不清楚的“圣贤气”吧。譬如曾国藩,若不是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恐怕早就和清政府划江而治了。袁世凯的脑袋里,或许从来没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他有的只有权力和地位的政治抱负罢了。

小学思想品德课有这么一句话,大意是:要把个人利益和国家、集体利益结合起来。少不更事时,对这句话的理解十分空洞,读研之后,每一年都对这句话加深了认识,经常拿出来品味。

老实说,袁世凯不是贪财的人,虽然他也搜刮民脂民膏,但是在那个年代,恐怕算不上什么大问题,可能做得并不太过分吧。袁世凯死后,也没有留下太多的遗产,他搜刮来的钱财,大多数都用来官场上的打点开销了。当他还有顶头上司的时候,他给上司花钱,确保自己可以随意行事,当他坐上政治舞台头一把交易的时候,他则给下属花钱,笼络各地人心。还是那句话,袁世凯是有政治抱负的人,他要的不是钱。这就十分奇怪了,袁世凯的政治抱负到底从何而来,又是什么目的呢?至高无上的权力,给袁世凯带来什么了吗?似乎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说,袁世凯似乎是一个纯粹的人,他为了当官而当官,仅此而已,他的所有决策和政治立场,都是为了可以当更大的官。这是多么奇妙的政治立场。

遗憾的是,袁世凯圣贤书读得不多,也读得不深。迂腐的封建官僚,是读书人的出路,终极理想乃是治国平天下,有背弃理想者,堕落为贪恋钱财的贪官。袁世凯不是后者,但是他也没有树立正确的为官的价值观。袁世凯只知道要当官,却不知道为何要当官。有人(毛)说袁世凯通敌卖国,我是不同意的。说袁世凯卖国,多指1915年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而条约签订之后,袁世凯亲写了两道密谕,告诫各省文武长官,不要忘记5月9日这个奇耻大辱的日子,他还授意丁佛言撰写《中日交涉失败史》一书,印了5万册,秘密寄存山东模范监狱中,告诫说:“这一次我们吃了一个大亏,将来有一天我们翻了身,这部书就可以公开发行了。” 袁世凯称帝又狼狈退位、去世时,自己写了一副挽联:“为日本去一大敌; 看中国再造共和”。当一个人处在这样的历史漩涡时,实在难以评论他的心境、理想和目的,究竟几何。

简单而言,袁世凯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是不完全吻合的。晚清时,国家利益,需要清朝退出历史舞台,北洋系的集体利益,多数人也不愿意再向满人称臣。袁世凯是清廷中最重要的势力,他想要做更大的官的政治抱负,使他愿意逼迫清帝退位。这样,袁世凯的个人利益,恰好国家和集体利益吻合起来。而民国成立以后,袁世凯的个人利益仍然是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国家的利益则变为民主共和,甚至北洋系的集体利益也变成了成为地方割据势力。袁世凯个人利益,与国家和集体利益之间的裂痕,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便身败名裂了。

论个人能力,恐怕这世界上99.99%的人,都比不上袁世凯。能让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走上人生巅峰的,是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的吻合(曾国藩未能更进一步,部分原因也是他的个人利益站在了清政府利益一边,而不是国家利益一边)。如此看来,能力和地位不如袁世凯的普通人,若不能正确将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相匹配,又能有什么出路呢?能让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身败名裂的,是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的背离。如此看来,地位和权力远不如袁世凯的普通人,若个人利益和国家、集体利益有偏差,更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这大概就是袁世凯的一生。他不是什么坏人,也不想做个“好人”。袁世凯是个能人,他的人生目标或许是做最大的官,在这个目标的指引下,他跨过千万人实现了目标,而这个终极目标又给他带来了更大的灾难。当他的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奇妙的吻合在一起时,他被迅速推上巅峰;而又背离时,又沉重地摔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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